这个制度不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讨价还价，而是孱弱的公民只身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机关，希望能在权利遭到侵害之后，获得一些“难以弥补”的弥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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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江西20年前“毒糖杀人案”平反者李锦莲递交了4100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，不少人对其表示同情，另一些网友则讽刺申请数额过高，堪称“狮子大开口”。事实上，在李锦莲案之前，吉林刘忠林案、福建念斌案等国家赔偿申请中都有类似的声音出现。

“狮子大开口”的嘲讽很容易使批评者占据道德高地，似乎申请人一心要钱，拿经历卖惨，拿高赔偿博眼球。然而，若对这类事件只停留在“道德批判”层面，就会忽略深层次的立法问题。

平心而论，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标准、程序等已有了长足进步，但赔偿标准仍然过低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长期以来，多名参与国家赔偿法立法或论证的学者，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、副校长马怀德等，都在不同场合呼吁过提高国家赔偿标准。这些学术焦点，正是近来冤错案件申请人屡受部分网友议论的地方。

以人身自由赔偿金为例，李锦莲被错误羁押7175天，律师认为其中4780天羁押应以法定标准的3倍计算赔偿，剩余2395天则应10倍于法定标准，以表警示，理由是后一阶段已通过第一次再审查明了该案证据不足，出庭检察员也认为证据存在问题，可法院仍错误维持了有罪判决。如此一来，申请数额由法定标准的200万元骤升为1000万元。

算法是否合理，有待法院认定，但在学术界，“数倍赔偿”确实是个“真问题”。

一方面，我国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标准是上一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，许多人认为这难以赔偿失去自由的代价，且有国外学者质疑其中存在道德问题，即“坐牢也是公民的工作”。国内参与立法论证的学者多次建议，应将现标准提高2~4倍。另一方面，国家赔偿究竟是只实行抚慰性原则，补齐当事人的损失即可，还是要并行惩罚性赔偿，当国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进行重罚，以此震慑公权力，这在学术界也探讨已久。

因此，公民提出高于法定标准的申请数额，应该允许讨论。因为法律具有稳定性，它常滞后于一定的社会现实，而实践总是会走在理论的前面。笔者接触过不少国家赔偿申请人，他们申请的数额大多高于法定标准，一些人也明白不易被支持，可如果不提此申请，又觉得放弃了对权利的争取、对制度完善的期待。

实际上，若无人提出“法律之外”的权利诉求，一些话题可能就难被关注和解决，典型案件永远是司法进步的助推器。法律不能唯民意是从，但同时，任何法律技术都不应超越人的良知。归根结底，一些人对申请数额的质疑，反映了国家赔偿的观念仍需普及：这个制度不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讨价还价，而是孱弱的公民只身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机关，希望能在权利遭到侵害之后，获得一些“难以弥补”的弥补。

况且，4100万元仅是李锦莲依法递交的申请而已，即使数额的确高于现行标准，但其申请之举并未违反禁止性规定，若法院认为不合理，不予支持即可，几乎不会浪费司法资源。

就统一的尺度而言，究竟多少算“大开口”，是几百万元还是几千万元，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对此回答迥异，而在冤错案当事人的心里，再多的钱也换不回精神创伤。想要定纷止争，只有不断完善国家赔偿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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